中國政治二千年--書摘
林漢姓元撫 2016/04/10
1.張純明(靜軒)著，王一國、黃鳳娟校對：〈中國政治二千年〉，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；1,940年8月初版第1次印刷，1,986年3月台一版第1次印刷，2,000年3月台一版第2次印刷；NT$90.00。
2.關於作者：張純明先生是中國河南洛寧人，生於民前9年(1,902年)，及長，以清華官費留美，先後就讀伊利諾大學、耶魯大學，獲文學學士及政治學博士學位。歸國後，先後執教於南開大學與西南聯大，旋奉徵召出任行政院秘書及河南省政府委員。抗戰勝利行憲後，當選立法委員。民國42年(1,953年)辭去立委職務，出任中華民國聯合國代表團顧問、副代表等職，直到民國61年(1,972年)退出聯合國後，1,972~1,974年仍留紐約為看守大使，1,974年退休。1,984年病逝紐約，享壽82歲。他應屬國民黨政府中非主流的耿介之士。
3. 張純明先生稟性方直，處世清介，生平著作甚多，惟在外交部人事資料中之著作欄所填，僅列出〈中國政治二千年〉一書，可見本書為其生平得意之作。本書對自秦漢至近代二千年來中國政治的特點與動向的論述/見解/事實，雖難免片斷或未甄系統化，但整体看來，都有明白的交代，可說是言簡意骸，條理井然，結構取材，頗資矜式。我自2,005年購入之後，看了3遍，確實耐看，確是一本傳世之作，它也是要了解中國人或中國的人必看之書。
4.本書乃作者於1,939年在戰時陪都重慶寫成，當時四川仍屬人文落後僻遠之地，手邊參考資料貧乏，但也因參考資料取得困難，才有利於作者將過去所讀的東西，在腦中加以融會貫通、去蕪存菁，將中國二千年來政治演變的脈絡，及其政治情況，用最精簡、有條理的文字寫出來，這與當年王陽明在貴州龍場終日苦思而悟道(頓悟)的情境，頗有類似之處。
5. 本書主要內容包括：1)所謂專制皇帝、天下統一的真相；2)中央與地方的有形政府組織，以及幕僚與書吏的無形政府之真正作用與影響力；3)最後談到名教、傾軋、高調、貪污的政治風氣。以下我將採用夾敘夾議的方式，摘錄該書的精華，以及與台灣有密切關係者。(文中標⊙者為補充資料)
6. 談談中國式的統一(唯我獨尊的大頭症)
BC.221年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年，這一年秦國完成了併吞列國，統一天下的大業。從此度量衡、文字、車軌寬、錢幣等一切文物制度，以及名號、稱謂，在普天之下，皆劃歸為一，政權掌握在皇帝一人之手，皇帝的地位就日見尊崇起來，成為名符其實的專制皇帝；而人民，尤其是士大夫階級的知識份子與政客等的客卿地位，就從戰國時的高峰一下子墜落到谷底了，因列國時代各國間的競爭激烈，文人政客奔走於諸侯間競相獻策，受到諸侯們相當的禮遇，所以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響力；如今天下統一了，只有一個皇帝，士大夫及地方土豪、地主、士紳們，就變成皇帝統治人民的工具了。其實，一地有一地的風俗人情、經濟環境，多有不同，以中國之大，而強求以一致的制度來治理，勢必扞格難行，因此歷代和平統一的時間，都極其短暫。
我們台灣人在讀中國歷史時，不能把秦漢以來的所謂「統一」局面看的太認真了。專制的皇帝和統一的天下(中國古時無「國家」這概念)，雖然是秦漢以後中國政治的理想和典型，但所謂「統一」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，中國歷史上的統一，大半是有名無實的；當一個朝代強盛時，尚可維持表面上的統一，中央可任免地方的官吏，執行中央的政令；但到衰微時，地區大員可以橫行自恣，中央無力過問，例如漢國初期，中央威權達到極點，而到東漢中葉以後，一個州牧可以世襲，形同割據；唐國中業以後，藩鎮可自任官吏、自徵賦稅、自傳子孫，達百餘年之久；到五代十國時，諸雄依然角立。宋代大削地方之權，中央因之而潺弱；元明清三代，中央與地方分權而治，中央官府與地方官府各成系統而無隸屬關係，也就是僅有名義上的統治，而無實質上的關係，地方官府除若干事件須奏請及敕裁之外，封疆大吏得以全權處理地方政務；清代的督撫兼掌文武，其權尤為廣泛。
‧為什麼說中國歷史上的天下統一是名過於實？
因政治的統一必須建立在交通與經濟的基礎上，茲說明如下：
- 中國古時雖有統一的理想，而實際上從未達到實質、真正統一的目的，理由很簡單，交通與傳達信息傳遞的速度不夠快：昔時陸行馬、水行船，每日所行，盡其量也不過幾十公里~一百公里耳，其速度有限的很。中央政府力量對地方政府掌握的強度與交通發達、傳信的速度有密切的關係：傳信慢，中樞不足以了解地方的實情，相對地，地方也存著天高皇帝遠的觀念，經久，自然就自行其是變為土皇帝了。例如，以中國之大，從甘肅到北京，在清末民初時，要100多天，就是從湘、鄂、陝、蘇等地到北京也不是易事；若是新疆、清海、西藏、雲南等邊遠地區，其所需時間更長。若有緊急事件發生，等到中央政府知道，往往是時機已失了，無法有效統治以及用兵的困難可想而知。可知，在依賴傳統獸力和水力交通運輸的時代，中央對地方控制力，本來就是極其薄弱的，尤其是到邊疆地區時，則更是已落到零點；所以，中國古代所謂的統一是件很鬆散/弛、渺茫、表面、形式、名義上的事。
【注】《葛劍雄：統一與分裂—中國歷史的啟示》：中國自西漢開始，為了加快傳遞的速度，設立驛站制度；依明代每10年一修的黃冊（戶籍冊）都要以省為單位上報到南京後湖，據《南京戶部志》記載官方規定的「黃冊到湖期限」如下：浙江20日、江西22日、江西行都司22日、河南30日、山東40日、北直隸58日、福建65日、遼東85日、廣西90日、湖廣90日、山西90日、陝西105日、四川150日、貴州150日、福建行都司150日、雲南180日。 時間最長的雲南要半年後才能送到。這就產生了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：在沒有機動交通工具的條件下，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是不是太大了？
國家有不同的政體、不同的制度，如果在一個地方享受充分的自治權力，中央政府干預較少的國家，地理上的距離並不會帶來很大的不便。可是，從秦以來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實行這種政治制度的政權，而是權力高度集中於中樞的專制國家 -- 無論是統一時，還是分裂時，各個政權無不如此。2,000多年來，專制的集權化有增無減，依靠國家自身的調節，已經無法改變「高度統一」和「地理範圍過大」之間的矛盾了，因此歷史上的中國，只能由分裂、分治，來緩解這一矛盾。一些突發性的事件經過層層報告，然後所得到層層下達的指令，最後往往已經失去實際意義。
自然災害的賑濟常常要等到災情已經非常嚴重，或者災害發生後很久才能進行，因而即使採取措施，也已失去了最有利的時機，因此國家動亂在所難免。
【注】馬基維利提出「統治者應居住在統治區域」，這個想法換到現在就是「現場主義」。跟現場距離越近，有狀況時越能迅速回應。
- 要維持一個地區，要不就是將一切毀滅，或者是統治者親自坐鎮。人進到第一線，即使有任何騷動、混亂，也能立刻解除狀況，迅速因應。
- 若距離太遠，在收到消息時，恐怕混亂已經擴大，到時亡羊補牢也來不及。太晚收到信息，必會誤事。保持資訊靈通迅速正確 -- 知己知彼
‧居民也因能立即獲得君王的幫助，而感到心滿意足。
- 在農業封建社會的時代，是小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經濟為主，生活上不太講究品質，農民不但須生產自己所需的農產品，也須製造自己所需的手工日常用品，商品經濟不發達，生活品質條件與現代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相差甚遠；每一區域都是自成自給自足的獨立經濟單位，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不密切，或可說是根本沒關係的，中央所要的只是名義上的統治，充其量是想得到各地方應時的特產和奇珍異寶，供皇帝、貴族、百官享用罷了。
- 歷代王朝與中國邊緣的國家間所進行的朝貢外交貿易，就是典型的天下一統的思維。周邊國家定期向中央王國上表歌頌皇帝的功德，並呈獻貢品(其實就是商品)，可獲得3~5倍，甚至10倍價值的絲綢、瓷器、藥材等賞賜。這種模式說是能表示天下歸心，近悅遠來，得到帝國的尊崇，皇帝的威嚴。1980'S年以後，中國應對台商/買辦的所謂讓利作為，以及每年數百萬人到台觀光，就是這種心態。
‧國家加強統一的基礎最重要的工作是經濟及交通建設。政治統一沒有經濟做後盾是空虛的、是表面的。美國在南北內戰以前，雖名義上是一個國家，其實是幾十個半獨立的州結合而成的，各州有其本身的利害，這些州的利害往往是與整個國家的利害相衝突的。南北戰爭就是南部與北部各州/邦利害衝突的表現；待至內戰後，工業及交通網路發達起來了，南部與北部各州在經濟上取得緊密的聯繫，然後美國統一的基石才真正確立起來；現在美國雖然還是聯邦制，但聯邦政府的權力日趨擴大，州與聯邦間的依附關係非常緊密，無論那一個州如果要脫離聯邦而獨立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了。所以只要/要是蔡政府採取新南向政策，台商們會逐年疏離與中國緊密的連繫，台灣政府就沒人質/籌碼扣在中國手上，則更能自主建國，而中國政府為維繫這種臍帶關係，台商就可能從中國方面取得比現在還多的優惠。
⊙周代時，道路、水路建設還不發達，交通聯絡網路尚未形成，且車、馬、鞍等交通運輸工具製造技術也未成熟，周國雖有實力兼併其他邦族，在政治上實行分封制，實乃囿於交通阻隔，周王室無法親自管理邊遠地區，因此周室不得不通過「封土授民」，向其他貴族集團讓渡大部分政治權力，以換取朝貢和國防(拱衛王畿、接受征伐的調兵指揮)等王朝最大的利益。周室將祖宗發源地渭河流域方圓千里稱為「王畿」由自己管理，將渭河流域以外廣袤地區先後分封了數百個小國；小國也以此模式進行分封：將都城留給自己，而將城外的郊野劃成許多采邑，分封給卿大夫，其地租作為卿大夫的俸祿；卿大夫也將采邑周邊的野地分封給士大夫去開墾，士大夫則是替卿大夫管理家事，這就形成天子、國君、卿大夫、士大夫所組成的封建等級秩序。這個制度確實執行了300年，到春秋而止；名義上則是沿用了800年，至秦國誕生而止。這反映出當時黃河流域交通多麼不方便，不僅周天子無法有效控制邊陲，即使領地較小的晉、齊國君也無法有效控制國都以外的郊野，只好繼續分割，例如晉國則再分割給趙、魏、韓等六家大夫。這樣的分封：被轉讓的主体，包含治權與土地所有權，土地所有權則是治權的衍生品，這似乎是一項公平的政治交易，下級貴族獲得封地，同時也得向上級貴族納貢稱臣和人身依附的義務--士歸於卿、卿歸於國君、國君歸於天子，予取予求，悉聽尊便。
⊙一般認為中國封建制度制到戰國時已經結束，秦漢以後實行「中央集權制」， 客觀地說，古代中國在事實上既是一個君主專制國家，也是一個半封建國家。看起來很矛盾，其實不然，中國是一個正式制度上(即自然法系統)的半封建國家，事實上存在著許多大大中中小小「土皇帝」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，不需要經過天子授權就可享有類似西周時代「分封」的待遇，將自己變成一個個「小皇帝」…當我們不忘中國歷來存在「土皇帝」時，對「半封建」概念--即中央集權正式制度下，存在的分權的非正式制度現象，就不難理解了。
古代中國之所以在自然狀態下--即習慣法体系中，存在一個無形的半封建社會，其根源仍在於土地兼併現象之泛濫，這是其要害。若無土地兼併泛濫，無大大小小的「土皇帝」附著於其上；而土地兼併之屢禁不止，根源仍在於剩餘產權現象，在長鏈治理模式中無法杜絕。
‧國家是不能離開人民的。人民的同意/向心力是凝聚國家存在的重要條件。每一個國家都包括有強制與同意(coercion and consent)兩方面。沒有一個國家能缺少強制的原素的，更沒有國家能離開人民的同意而存在。即使在極專制、極獨裁的國家，政府至少也必須有一部分人民，或一個社會階級的同意。同意的程度容或有大小，同意的方式容或有積極或消極，但其為同意是一樣的(意思可能是不管是行動或心理上的同意、多數或少數的同意，但都需同意)。在一個專制或獨裁的國家裏，人民同意的強度比較小，同意的方式比較消極；反之，在一個民主國家裏，則同意的強度比較大，同意的方式比較積極。因此民主國家不容易發生內亂(以數人頭代替打破人頭)，強制的原素也較淡薄；專制或獨裁的國家時常有叛亂及革命的危險，所以強制的原素也較濃厚。中國在二千年的君主專制局面下，在儒家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」的愚民政策，以及沒建立起像樣的教育体系與政治組織制度，大多數百姓的知識水準太低，像這樣的國民不可能對政治產生興趣，百姓抱著「耕田而食，鑿井而飲，帝力於我何有哉！」的心理，是一種消極同意的心理，所謂消極的同意也就是不反抗的意思，這種人民只有在政府橫徵暴虐，民不聊生的情況下，才會有為生存的反抗革命發生，中國歷代的興替都是如此這般！
⊙所以台灣要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，就必須實行徹底的直接民主政治，使人民積極擁護這個國家，增強對這個國家的向心力，才足以對抗所謂中國式計畫民主的共產中國。
⊙惟有實行民主政治，才能強化台灣的主体性的基礎
民主政治的理論與獨裁的優劣，是很複雜的問題，非幾句話所能說清楚，在此不必發很長篇幅來討論。所謂民主政治就是一方面使人民有選舉的權利(選舉權)，一方面使其有被選舉的機會，得以參加政治實際的運作；說到這裏不得不佩服當年李登輝，在最後一刻決定使台灣總統直選，使作為多數的台灣人，當總統的機會與時俱進，除了提升了台灣民主政治的水平，也讓中國來的權貴不可能走回威權統治的老路，痛在心理口難開。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一點是：實行民主政治始能使人民對於政治有積極參與的興趣，惟有人民對政治有參與的興趣，然後國家統一的基礎始能穩固。
‧一般情形下，無論那一個國家，普通人對政治的興趣都是薄弱的(都不會有太大的興趣)。一般人總以為政治是少數政客的事情，與自己沒切身的利害關係，所以置之不理，即使注意也是片斷或一時的；這也很自然，因每一個人都為自己的生計、肚子在忙碌，他不能用許多/全部的精神去應付/關心政治。在中國人民對政治的趣味更為脆薄。這是因：
1)中國統治者傳統的思想，根本就不主張人民對政治發生興趣，其政治哲學是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」，這是要使人民只有盲目服從的愚民政策。
2)中國自古沒有一個完整的教育体系與政府組織制度，而且只有約10%的人有讀書的機會，所讀的也不是經世濟民之術，而是「之乎也者」的聖人之學！人民(包括士大夫)的知識水準實在太低，像這樣的人民如何對政治能發生興趣。
3)中國人民太窮，大部分生活徘徊在飢餓線上，救死而恐不贍，奚暇參與政治活動？有此種種原因，所以一般人與政治發生關係的時候極少，除非是完糧、納稅、服徭役，或打官司。
但卻有有一少部分的中國士大夫、地主階級，對政治有濃厚的興趣，其對政治有興趣，乃因政治是他們的利藪不勞而獲的捷徑。這些士大夫、地主階級的生活是依靠勞動農民、工人的供養，坐享其成，他們「高者談性天、撰語錄，卑者疲精神於舉業，不惟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，即當世之刑名錢穀亦懵然罔識，而搦管呻吟，自矜有學！」，所以他們的生活、行為、思想、言論等，無不是空虛的。像這一類的人自然沒遠大的眼光，創作的精神，以及改革的勇氣。二千年來中中國政治與文化經濟社會之所以停滯不前，大部份都是由於這樣的士大夫階級本身智識能力的不足，他們的知識與實用分離，言論與實行分離，這樣的一個貧血的社會階級，只會想到維持自身的利益，而忘記低階層人民的利益，也因此忘記/忽視整個社會與天下的利益，所以中國文明之停滯是理所當然的！
總之，自秦漢以後的2,000多年歲月裏，中國治理國家的士大夫階級們，除了一腔空洞的氣節，滿腹辭章之學外，幾乎對國家的發展、建設的構想以及外敵的入侵束手無策。這些士大夫們一邊高舉綱常倫理，一邊盡情地驕奢淫逸；高談闊論，秉持無謂的氣節，想盡一切方式去贏得一些毫無意義的道統之爭；名為道統，實為權鬥，冠冕堂皇的較量，只為讓天下的士子們和百姓看起來很合理、很文明。其實終不過是在拗一個到底誰說了算，引經據典也不過是為了爭輸贏這一口氣。學問的最終用途定格在掩蓋士大夫們的欲望：金榜題名、擠身官場、光宗耀祖的功名利祿中和混亂天下的是非。
7. 在中央的有形政府(再依吳晗主編：〈中國歷史常識〉補充)
(1)秦是中國第一個專制主義中央集國家，「皇帝」有至高無上的權力，在中央建立較嚴密的官制，置「丞相」協助皇帝處理國政；「太尉」掌軍事；「御史大夫」負責管理皇帝的秘書工作，並負責監察百官；以及「九卿/九寺」，職掌皇帝的宮廷私務。
(2) 在西漢初年，基本上仿照秦制。自武帝時起，皇帝通過內廷管理文書的「尚書署」，親自裁決政務，這使「丞相」和「御史大夫」的職權逐漸萎縮。隨後，「尚書署」改為「尚書台」，成為皇帝的機要秘書處；原來的「丞相」、「御史大夫」、「太尉」逐漸改名為「大司徒」、「大司空」、「大司馬，」合稱三公；原「御史大夫」的屬官「中丞」專司監察，以後稱「御史台」，中國歷史上專職的監察機構，從此正式建立起來。
(3)到東漢時，正式發號司令的是「尚書台」，其長官稱「尚書僕射」。三公的權力更為削弱，只辦理一些例行公事了。東漢末年，曹操為掌握大權，自任「丞相」，並恢復「御史大夫」等官職。
(4)曹魏時、因恐「尚書台」權力太大，另設「中書省」，首長稱「中書監」、「中書令」，掌管機要，起草和發布詔令，逐漸成為實質的「宰相府」；而「尚書台」則變成執行機構，並分曹治事，下設「侍郎」「郎中」等官，綜理各曹工作；至於「三公」基本上成了功勳大臣的虛銜。
(5)晉時，將漢代的「侍中寺」改為「門下省」，作為皇帝的侍從、顧問機構，長官稱「侍中」。「侍中」地位雖不高，但隨侍皇帝左右，故顯得很重要。到南北朝時，皇帝時長徵詢「侍中」對有關重要政令的意見，這就使「門下省」也開始成為參與國政的部門了。
(6)隋唐時，「中書省」「門下省」「尚書省」同為國家最高政務機構，分別負責決策、審議、和執行國家政務，三省長官「中書令」「侍中」「尚書令」同列宰相地位；與此同時，原「尚書省」諸曹正式確定為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等六部，六部之下共設有24司，部的首長稱「尚書」，副首長稱「侍郎」；各司正副負責人稱「郎中」「員外郎」。秦漢以來中央官制不斷改變，到隋唐三省六部制終於確立，其組織較完整，分工較明確，可以看做是封建社會已經發展成熟階段的一個標誌。從隋唐到明清，六部大体相沿。
(7)五代時，除沿用唐制外，又設「樞密院」(管理軍事機密、邊防、軍馬等事)參與大政，首長稱「樞密使」或「知樞密院事」。
(8)北宋時，以「中書門下省」為政事堂，簡稱「中書」，和「樞密院」分掌政務、軍事，號稱二府。
(9)元代時，中樞大政統一於「中書省」，首長為「中書令」，往往以太子充任，其次為左右丞相，下統諸部。此外，又在地方設「行中書省」為中央的「中書省」的派出機構，因此，元代時，「中書省」的職權很重，至於「樞密院」，則大体上與宋代時相似。
(10)明代時，起初設有左右丞相，但自洪武12年左丞相胡惟庸事件後，廢「中書省」，由皇帝直接指揮六部處理國政，皇帝專制一切，由「翰林院」等機關選調數位官員，賦予「殿閣大學士」的名義備顧問、辦文墨；成祖時，選派大學士入午門內的文淵閣辦公，參與機務，稱為「內閣」，不過他們的官位並不高，權勢也還小；待至仁宗以後，「內閣」專任批答奏章，草擬詔令，品級漸高，權力漸增，極易假借皇帝的專制威權辦事，號稱輔臣，實際權力竟比歷代的宰相還大。
(11)清代仍設內閣，有保和、文華、武英三殿，体仁、文淵、東閣三閣大學士，但國家大政的決策機構是由滿族最高貴族組成的議政王大臣會議，內閣職權低落；到雍正年間又設置「軍機處」，由滿漢大臣各半任「軍機大臣」，其下為「軍機處行走」「學習行走」等，「軍機處」設於內廷，秉承皇帝旨意辦理軍國要務、官員任免、重要奏章。發布命令時，直接用「軍機大臣」名義發出，稱為廷寄，「軍機大臣」與皇帝接近參贊機務，大政遂出於「軍機處」而不出於「內閣」，即各地奏章由「軍機處」直達皇帝，不再經由「內閣」，於是「內閣」只辦例行公事，「內閣大學士」也變得有點類似位尊而不重要的「三公」了。「軍機處」由於親近皇帝，綜攬一切，名實俱重，是中國歷史上封建專制集權中央官制的最高發展。
‧自秦漢以至清末，因皇帝視天下為私產，國家與宮廷間的界線自然沒有性質上的分別，即所謂「宮中府中，共為一体」，也就是實際上中央的事務組織，所處理的事務大部分是與皇帝個人或宮廷生活、京城內有關的事。例如漢代的1)太常寺的主要職務是祭祀時，奏其禮儀，兼管教育；2)太僕寺掌皇帝車馬；3)少府寺掌皇帝私財；4)光祿寺掌宮殿掖門戶；5)衛尉寺掌宮闕以內的護衛；6)宗正寺掌皇族事務。惟有7)大理寺(司法)、8)司農寺(財政)、9)大鴻臚(諸侯和歸義蠻夷)等三寺的職掌是超出於宮廷之外。
‧後世社會發展分工越細，原來組織已不能勝任，於是原機構的某一部分職權，使其漸漸獨立出來，或另設新機關，政府行政部門增多，但原來的組織並不因此廢止。到隋唐以後，九卿已不重要了，國家的行政變成集中在六部，然太常、光祿、太僕、大理等寺，一直存在到滿清末年；滿清異族的統治，雖沒設宗正寺，但卻有宗人府及內務府等機關，以處理宮廷及滿族八旗的事務。
‧到隋唐以後，六部成為中央行政組織的典型，然其職務尚不過是關於官吏之任免黜陟(吏部)，兵財之充實(兵部及戶部)，宮殿城壘之修築(工部)，貢舉之舉行(禮部)，罪囚之裁判(刑部)而已，根本並未顧及人民的福祉的建設。中國的國家治理自來是採消極主義、愚民政策，老百姓所要求於政府者是一個休養生息的機會，而不是興利造福。在心理上人認為政府是「不可避免的禍害(a necessary evil)」，不做事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。因為老百姓依過去的經驗，認為如果政府要雷厲風行的做事，老百姓不但得不到甚好處，而且還要受許多無謂的騷擾。所以中國最高的政治理想是「政簡刑清」，政府最大的責任是保境安民。實際上，中國史上能真正負起保境安民的責任的時候，並不很多。
由此看來，秦漢以後中樞之政，隨時由皇帝指派人員負責，實在沒有一個固定的制度；帝國中樞之政之所以沒有固定制度的原因，是宰相秩位尊崇，如擁大權，恐怕尾大不掉，皇帝遂不敢以大權授人，而危及王室。朝廷上的官吏，處理的事務大部分是與皇帝個人或宮廷生活、京城內有關的事，心目中根本沒有人民。
⊙西周至春秋以及戰國時的官制 -- 世卿政治與官僚政治
在西周和春秋時期政治上最高的統治者是周王，以下有各國的諸侯，其下便是卿、大夫，卿、大夫有世代傳襲的固定封土--采邑，又有固定的政治權力，在自己的采邑內聚族而居，可以築城、建立軍隊，有家臣管理政務，憑借著貴族的身份，世世代代做官或掌國政，這叫世卿政治。世卿政治的特點是卿、大夫都是世襲的，不是貴族出身的人不能做卿、大夫的，也表示國君權力的分權、下放。
戰國時因列國間的競爭激烈，國家的政治經濟組織複雜化，封建專制的中央集權國家的興起，國君將所併吞弱小國家的土地命官來治理，直接對國君負責，而出現了官僚政治，最後形成於秦代；在秦以後的2,000多年的封建社會裏，一直持續不斷的發展與加強，官僚政治下負實際行政責任的大小官吏不是世襲的，也不一定是貴族，都是由皇的任命或由皇帝任命的官吏所指派，皇帝對官吏可隨時任用、罷免和調遷。當然被任用的肯定都是地主貴族出身的人或是知識份子，勞動人民出身的很少有條件可被任命為官吏；官僚政治是用俸祿來代替世卿政治的「采邑」，也就是依官吏的地位和職務給予他們定量的穀物或貨幣，而不再分封「土地」給他們經營。官僚政治顯示皇帝權力的加強，皇帝對人民的統治，是一定要通過官僚系統來進行的。
8. 在地方的有形政府(再依吳晗主編：〈中國歷史常識〉補充)
(1)秦劃分全天下為36郡(後增至40餘郡)，郡下轄若干縣，是為二級制。郡置「守」是行政長官；置「尉」掌軍事；置「監(御史)」掌監察。大縣置「令」，小縣置「長」，為行政長官；縣有「尉」掌治安；有「丞」輔佐縣令或縣長管理倉儲、刑獄和文書。郡與縣的行政長官都是由皇帝直接任免，顯現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思維。
(2)漢把秦的純「郡縣制」改為「封建」與「郡縣」並行制的「郡國制」。「郡縣制」方面，漢初承秦制，只改「郡守」為「太守」，「郡尉」為「都尉」；諸侯國方面，官制略如中央。漢武帝劉徹時，為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，將天下劃分為13州，每州設「刺史」，奉詔巡查郡、國，「刺史」只是監察官，官階低於郡守；後到東漢末年成帝時，改「刺史」為「州牧」，居「刺史」之上，掌一州軍政大權，形同最高地方政權。
(3)魏晉南北朝時，地方政權基本上分為「州」「郡」「縣」三級。州的長官稱「州牧」或「刺使」，主民政；「縣」的長官一律稱「令」。
(4)隋唐時：隋初取消「郡」，只存「州」「縣」；隋末改州為「郡」；唐又改「郡」為「州」，都是二級制。唐又置10個監察區叫「道」，每「道」派高級京官1人，先後稱「黜陟使」「按察使」「采訪處置史」等，掌監察「州」「縣」官吏事，有權罷免或提升地方官吏。此外，隋唐時還合數「州」為一軍區，其長官隋時稱「總管」；在唐稱「都督」，後來唐在邊境軍區置「節度使」，集數州以至十餘州的軍政、民政、財政和監察權於一身，權勢極大；安史之亂後，「節度使」權勢擴大，形同割據獨立，世稱「藩鎮」。
(5)宋代削藩鎮，集權中央，節度使成空銜，因地設不同名稱的州、府、軍、監，都有屬縣，仍是二級制。州、縣政務都由中央另派京官帶原銜出任，稱「知某州軍州事」「知某縣事」，簡稱「知州」「知縣」；另在兩級行政機構外，又設立「路」的監察區。「路」有「都轉運使」，負責監察吏治和收納地方上的賦稅；有「提點刑獄」，稽考一路的民刑案件；有「提舉司」，長官稱「提舉某路常平公事」，管倉儲和茶塩專賣；此外，有「經略安撫使」或「安撫使」，掌一「路」的地方軍事，按例都以當「路」的「知州」或「知府」充任，實為一「路」的軍政長官。宋代一「路」設官分職很多，主要目的是為分散權力，避免地方割據。
(6)元代的地方官制分為「行中書省」「道」「州」「縣」等四級。「行中書省」則為「中央中書省」的派出機構。
(7)明初改「行中書省」為「承宣布政使司」(仍稱省)，置「布政使」，掌民政和財政。此外，省級地方官署另置掌刑獄的「提刑按察使」，以及掌軍事的「都指揮使」。下有府或直隸州，長官為「知府」或「知州」；再下為縣或散州，長官為「知縣」或「知州」。這樣就形成地方政府的省、府(或直隸州)、縣(或散州)的三級制。
另省與府之間設有道，道員由「布政使」僚屬「參政」「參議」，分理各道錢谷的稱「分守道」；由「提刑按察使」的佐官「副史」「僉事」分理各道司法事務的稱「分巡道」，是一種監察性的小區。
(8)清代的府州縣制與明略同。省級則由「總督」或「巡撫」綜理軍民要政，成為固定的封疆大吏，一般「巡撫」轄一省，「總督」轄一省或二三省；「布政使」名義仍然保留，但已成為「總督」或「巡撫」的屬員，專管稅收、民政，稱為「藩台」；「按察使」專管司法，稱為「皋台」。「府」以上的「道」依然保留，並成為一級行政機構，道員也成為專設實官。此外，清國政府在一些情況特殊的少數民族地區，設「廳」，廳的行政級和州相似，有直隸廳和散廳，但直隸廳很少轄有屬縣。這樣就構成省、道、府(直隸州、直隸廳)、縣(散州、散廳)的四級地方官制，甚至有五級的趨勢了。
總的來說，秦漢至明清的地方官制的郡(州)縣二級變動不大，地方最高政權的名稱、組織、職掌等，則歷代很不相同，這是君主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矛盾的具体表現。
⊙在中國歷史地方上的有形政府，不論是郡、縣；或是州、郡、縣；還是省、道、州、縣；省、道、府、州、縣；最底層的地方政府，都是縣，也就是說皇帝或中央政所派任的最底層官員是縣級的各種官僚；或問？有的縣範圍仍然很大，縣以下難道就不用有官署及官員，就能貫徹政府的政令？一般縣以下有亭、鄉、里、庄(莊)。
⊙清朝時臺灣縣以下的地方社會如何維持治安？公共事務如何處理？
中國歷來的地方自治制，與現代法制國家的地方自治制是不同的。中國儒家傳統的家族血緣觀念，擴大起來結成強烈的鄉土觀念，產生宗族村落自治制，這是中國人民歷來遭遇到兵慌戰亂、盜匪搶劫造成社會不安，或者是自災害，所採取的一種宗族村落自衛、自保手段，這種宗族村落自治体，帶著互助社會的性質，這種宗族村落自治体的結構組織極牢固，對於「血緣」而言，也可稱為「地緣」；同一血統、語言、風俗習慣的宗族村落民眾構成的宗族村落自治体，內聚力極強，團結更為牢固。宗族村落生活即是家族生活的延長，是互相的，同時又是排他的，他們自己辦理祭祀、警備、教育、仲裁等事，與國家乃至地方權力最基層的縣之接觸，不過是完租納稅、服勞役等罷了。所謂「地保」，就是一個宗族村落的代表，包辦宗族村落內的一切事情，例如，像設置常備糧倉，已被天災和飢饉。若有不能調解的刑事訴訟案件，則是上告到縣級府級地方政府，貫通整個宗族的指導原理，就是階級秩序，而不由法律之規定，而由各自的信義心，尊重信用。
中國歷來的地方自治制，與現代法制國家的地方自治制是不同的。1)中國基層的自治体是以「不文律」組織構成的，因地方不同而性質相異，致無法統一；2)
法治國家地方自治体的權能，受到國家干涉的限制，而中國的地方自治体以上，沒有統一的主体，其權能與範圍，是自定的；3)在中國自治体內，利於指導地位的人物，是以個人道德、人格為標準，或其家族地位為標準，而不是像現代法治社會是以特殊專業能力或財力，或選舉、推派為標準。在宗族村落裏，必推最有人望者，居於重要的地位。古代儒家所主張的政教一致說，即是由此脫胎而來。
⊙中國的社會機構以家族血緣團体為單位，家庭與家族是他們最重要的要素，乃社會關係的根本；而中國的國家則是家族的延長與擴大，產生家族觀念即是國家觀念，家族的總和，為國家的構成。家族是基於婚姻乃至意識的血統關係之一種結合，國家是基於統治組織的一種結合，而中國人則把家族與國家互相混同著，不佳區分。
⊙古時聚族而居的結果，常有械鬥之事，有些被稱為強宗強族的，往往結黨成群，橫行鄉里，強宗與強宗之間，常因細故(爭地、爭水源)約期亂鬥，這種械鬥最後常由中國地方的縣衙出面來仲裁管理地方秩序。然從另一方面來看，宗族團結有利於防盜匪，同時避免貪官污吏之害，還能在各種災害時，互相救助。
⊙中國社會的宗族自治体，常因利害關係與鄰接部族發生衝突。然而他們原來是消極的、妥協的，對於其他部落的存在，也加以考慮。每遇對外交涉問題發生之際，常常避免武力的決鬥，而以外交會議的折冲，謀求有利的解決。他們與四鄰的敵對部族對抗的時候，常常避免直接衝突，用間接的方法，隔斷敵對不足與其他部族的聯繫，並締結極密切的關係，以去牽制那個敵對部族。此即所謂遠交近攻之策，這種政策略加擴充，便成為軍閥們鬥爭的工具，自春秋戰國以至今日，依然應用著。
⊙中國這種地方部落共同自治制上，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的地方政府，來統治管理這些地方部落，是不可能使國家強大起來的。
⊙中國民族缺乏國家觀念，其結果是：地方不問中央問題，中央也不問地方責任，這雖然是由於中央政府的統治能力不夠強大，但無論如何，沒有國家觀念觀念也是一個主要原因。過去因沒有國家觀念，是問題難以解決或解決不了的情況太多了。
⊙清代在台灣縣以下的單位為堡或里，堡下為街庄、庄；如圖上的中港街庄、海口庄等；街庄(例如圖中的中港街庄)則是鄰近各庄的貨物交易的主要集散市鎮。
⊙清朝時臺灣的地方社會如何維持治安？公共事務如何處理？
一、劃定番界（番界與土牛）
1.背景：
(1)施琅在奏疏裡強調「夫地當既入版圖，土番、人民均屬赤子。」也就是說台灣的現住居民，不管是原住民還是漢人，都是統治對象，都應該加以照顧。
(2)施琅設置土官（即土目、頭目），施行「授產安生」的政策(授予番民必要的生產條件，其中以農業技術的教導最重要)，但大量漢人移民，仍不斷侵奪原住民土地，衝突頻繁。
(3)清廷實際統治所及：僅以接受漢文化的程度比較深，能與漢人和平交往的平埔原住民為主，這一部份的原住民當時稱為「熟番」，其他的原住民則被稱作「生番」。
2.採劃定番界的策略：
康熙61年(1722)，台灣知縣周鐘瑄建議，分界劃定漢人和番人的耕地和住地，實施所謂的「土牛地界」，規定互不侵犯，這是清朝「理番」的開端。
(1)豎石立碑。(如台北市的北投區石牌界碑)
(2)挖溝堆土(土牛)：挖溝所掘出的土石堆在溝旁，看似牛隻橫臥在地上，稱為「土牛」，代表地上有形之界線，劃出一條所謂的「番界」，隔離「生番」和其他人民。
(3)土牛紅線：畫界之初，使用紅筆在地圖上劃線標示番界，為地圖上無形的番界。
(4)以天然界線為界。
二、社會控制與地方事務的處理
(一)胥役與頭人
1.胥吏與雜役：包括行政人員與治安人員，負責管理戶口、徵稅、財產與社區安全之類的事物。
2.「頭人」：胥吏與雜役的人數有限，為了方便管理，經常還要透過地方的「頭人」(聯庄的領導人物，有地方上有影響力的人士推舉，再由知縣任命)來處理公共事務。
3.縣以下的地方再區分，上：里或保，下：街或庄─與一般人民生活關係較密切
(二)街、庄與聯庄
1.「街」：指人口比較稠密的聚落，居民以從事商業或手工業為主，同時也是鄰近地方物產的集散中心。
2.「庄」：也寫作「莊」，俗稱為村莊或草地，指鄉間聚落，居民從事農、林、漁、牧。
3.「聯庄」：有時，數個街、庄自行結合為一個聯合體，則稱「聯庄」
4.與人民關係最密切：日常生活中，與人民關係最密切的是街、庄和聯庄，其內部的事務由居民自治。
5.領導者的稱謂與推舉：領導這些聚落的「頭人」有好幾種不同的稱謂，主要稱為「總理」，有些地方也稱作「董事」。「總理」和「董事」由地方上有影響力的人士推舉，再由知縣任命。
(三)保甲制度
1.時間：從康熙年間開始，在台灣實施保甲制度。
2.內容：
(1)十家為一牌(牌頭)，十牌為一甲(甲長)，十甲為一保(保正)。
(2)保甲制度的目的在使人民互相監視，隨時向官府舉發不法行為。執行情形：執
3.並不徹底，到了道光年間(1821~1850)，才再加以強化。
4.清庄聯甲
(1)背景：
(a)因為到了19世紀時，台灣的土地開發已近飽和，新到移民就業不易，社會上的遊民(羅漢腳)很多，不免造成治安上的困擾。
(b)19世紀時，外國勢力也開始進入台灣，政府懷疑少數居民可能與外國人狼狽為奸。
(2)改良保甲制度：因此下令街、庄改良保甲制度，清查聚落內的可疑份子。這種作法稱為「清庄聯甲」，一直推行到清末。
(四)平埔原住民的管理
1.番社：原住民的聚落，沿襲向來的慣例，仍然稱作「社」或「番社」。社內的事務以自治為原則。
2.頭人：早期稱作「土官」，後期稱作「土目」，先由社內產生，再經官府任命後生效。
3.通事：入清以來，官府也在原住民村社內設置通事，負責與政府之間的翻譯、交涉工作。起初由漢人擔任通事，18世紀中葉以後，也開始任命原住民。
4.社商：清政府在早期也為個別「番社」設置「社商」，承包租稅、擔任買賣物品的工作。社商在康熙末年時廢除。
5.番割：有一些不由官府派任的漢人，私自從事與原住民買賣的工作，稱作「番割」。
但無論是漢人通事、社商還是番割，他們不免都以圖謀私利為主要目的，因此侵害原住民利益的事情也就經常發生。
9. 無形政府之一 -- 幕僚
由於中國古時政府對人民是屬於消極統治，因此舊時官廳的內部組織至為簡陋，而明清兩代尤甚。郡守和縣令由中央政府委派，但郡守和縣令身邊的掾吏，卻大都是熟知地方風土民情的土著；這種人事架構不成文法，從漢代一直延續到清代：1)官員由中央政府派任，並且要避免進用本地戶籍的人員，使得他在管理上不受其家族利益的影響；2)官員既來自外地，自是不了解本地情況，因此就不得不倚重掾吏們的幫助與支持；3) 掾吏們通常終身服務於本地故鄉，沒有升遷的機會，便轉而利用職務之便，經營家族事業，因此形成地主豪強；4) 掾吏們自己本身沒有勝遷的機會，卻有機會向朝廷推荐人才，因此能讓他們的子弟登梯上樓，在朝廷和官場上面與地方上的家族互相呼應，對地方乃至於國家的政治和經濟造成影響。水滸傳》中的掾吏「及時雨」宋江的社會影響力，可作說明。「流水的官，鐵打的衙門胥吏。」在封建時代，我們所說的「官吏」是兩個不同的概念，一般人以為吏僅僅是官的從屬，輔助官員，為官員服務，而在歷史上，「官鬥不過吏」其實是一種常態。
古代的“胥吏治國” （上）陳忠海
自隋唐以來，通過科舉選官是組建官僚體系的主要途徑，除官員隊伍外還有數量更為龐大的胥吏集團，他們雖難入品級，卻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，晚清重臣郭嵩燾甚至發出“本朝與胥吏共天下”的驚嘆。
官吏分明
胥吏，《現代漢語詞典》的解釋是“舊時沒有品級的小公務人員”，其實是“胥”與“吏”的合稱，從地位上看“胥”又低於“吏”。他們的特點，一是不像“官”那樣有品級，二是數量更為龐大，在中國古代，從中央到地方都廣泛分布。
隋唐以前選官主要是察舉制，雖然不以考試成績為依據，但也有一套嚴格而固定的程序，無論被“察”或被“舉”都不是隨意確定的，而身份一旦確定后就有了當官的資格。隋唐以后科舉逐漸代替了察舉，考試程序日臻完善，通過科舉取得“正途”出身才能擁有做官的資格。
但無論察舉還是科舉，由這種途徑進入官僚體系的人數都是很有限的，漢代察舉的主要項目是孝廉和茂才，人口不滿10萬的郡國每3年才能舉孝廉1人，不滿20萬的每2年舉1人，20萬的每年舉1人，40萬的每年舉2人，漢代郡國數在100個左右，可知能成為孝廉的人是多麼少。有資格舉薦茂才的是三公、監察御史以及各州，他們可以“歲舉茂才各一人”，東漢隻有13個州，加上三公等人全國每年有幸被舉為茂才的也隻有20個人左右，如漢光武帝建武十二年（公元36年）全國舉茂才就是20人。科舉取仕后，進士是選官入仕的重要台階，唐朝每年大約選進士不到30人，明朝100人左右，清朝不到100人。
通過察舉和科舉固然取得了做官的資格，但其錄取的數量顯然與官僚體系的需要不匹配，還得有大量“輔助人員”進入這個行政體系中，有的從事“執鞭墜鐙”“奔走驅使”等后勤服務，有的負責抄寫文書、管理檔案，有的參與審辦案件。以明清為例，縣級政府裡除知縣等“朝廷命官”外還有典吏、捕快、驛承、雜役等胥吏，州級政府裡的胥吏有醫學、陰陽學、僧道官及各衙署的皂隸、馬快、步快、禁卒、門子、仵作、糧差等，朝廷各衙門中胥吏的人數也很多，遍布中央六部及其他衙署。
在宋朝，縣政府的正式官員大縣不過四、五位，小縣隻有兩、三位，但胥吏通常少的數十人、多則數百人，《水滸傳》裡的押司宋江、步兵都頭雷橫、馬兵都頭朱仝、步兵都頭武鬆、都頭李雲、押牢節級戴宗、押獄兼行刑劊子楊雄、六案孔目裴宣等十幾個人都是胥吏出身，宋人葉適說州縣是“公人世界”，有人則戲稱《水滸傳》寫的其實不是“官逼民反”而是“官逼吏反”。據《通典》記載，唐代有品級的內外官員約有1.8萬人，而中央及地方胥吏總人數是35萬。據《宋史》記載，北宋時曾多次裁撤冗吏，其中一次裁撤的胥吏總數就達19萬多人，總數可想而知。
胥吏人數雖多，但在身份上與“官”始終有嚴格的分野，通常也難有身份轉換的通道，原因很簡單，如果胥吏可以輕鬆“轉正”為“官”，那麼也就沒有人願意點燈熬夜寒窗苦讀了，出於維護察舉制、科舉制的權威，胥吏無論資格多老、能力多強，始終隻能是胥吏。
《三國志》記載，曹操曾聘北方名士田疇為司空戶曹掾，相當於司空府下設的民政局局長，當時曹操以司空的身份總理朝政，權皆出於司空府，這個戶曹掾權力相當大，但曹操與田疇長談后改變了主意，改任田疇為縣令，不是曹操對田疇冷落了，相反是對他更尊重、更重用，曹操說“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”，意思是像田先生這樣的人不能讓他屈尊當我的“吏”，按漢代制度縣令是天子直接任命的“官”，而戶曹掾是曹操就可以聘任的“吏”。
田疇不是孝廉也不是茂才，沒有當“官”的資格，曹操又授意田疇家鄉所在的幽州刺史部舉他為茂才，取得了做“官”的資格，然后就任縣令。
官弱吏強
在龐大的胥吏隊伍中，有一部分人從事的是后勤服務等簡單勞動，但也有相當多的人從事的是“技術性工作”，其中以書吏最多。
以清朝為例，朝廷各衙門都有大量書吏，根據所在部門不同分為供事、經承、儒士等，其中以經承最多，分布於各部院衙門，根據具體工作崗位的不同又分為堂吏、門吏、都吏、書吏、知印、火房、獄典等，或根據承擔事務輕重不同分為事繁書吏和書簡書吏。據《大清會典事例》，經承的編制吏部72人、戶部185人、禮部53人、兵部63人、刑部90人、工部75人，他們才是各衙門的主要辦事人員。
這些人“位卑而言高，祿薄而謀大”，不僅掌握著“上情下達、下情上達”的關節，離開他們信息和命令都無法通暢，而且他們久居權力的要沖，對各種事務擁有廣泛的發言權，可以影響甚至左右上級的決策。
胥吏從事的工作往往專業性很強，宋朝編纂過240多部大型法典，其中的《政和重修敕令格式》就有530卷，這些法典無不卷帙浩繁，類似公文格式、公文用語、經辦流程等技術性規定，要完全掌握必須花費大量精力，要幹好還得有豐富的實踐經驗，一般人根本無從下手，這成為胥吏賴以立身的價值所在。
唐宋以后中國經歷了深刻的社會轉型，各方面的利益關系更為復雜，相應地律法也跟著實踐不斷地完善和豐富，無論民事還是刑事，民眾經常遇到法律方面的問題，有的要訴諸官府。《宋史》記載，南宋龍溪縣“每年有大案數十件，而牒訟案件每日卻可達到百余件”，陸游寫詩“訟氓滿庭鬧如市，吏牘圍坐高於城”，說的也是縣裡訴訟案件的繁多。但另一方面，國家的相關教育仍以儒學、經學為重點，讀書人追求功名，不屑於律法，蘇軾就寫過“讀書萬巻不讀律”的詩句，朝廷還規定民間不得私藏法律書籍，在這種重科舉、輕實務的情況下，因工作便利而精熟律法的胥吏更成為不易被取代的群體。
古代法律不僅條文浩繁，而且除律令外還特別重視所謂成案、成例，清人馮桂芬說“今天下有大弊三，吏也、例也、利也”，其中的“例”就是之前的案例，雖不是正式法律條文，卻是判斷事情的重要參考，沒有大量的實踐積累很難掌握這些東西。由於實踐的不斷豐富，律法也在不斷修訂，以乾隆五年（1740）修訂后頒行的《大清律例》為例，正文有436條，所附條例卻多達1049條，以后又增加到近2000條，有人稱其“密如凝脂”，晚清重臣胡林冀批評說:“大清律易遵而例難盡悉，刑律易悉而吏部處分例難盡悉，此不過專為書吏生財耳，於實政無絲毫之益。”
士大夫因詩賦和經學躋身科舉，雖然取得了“官”的身份，但在行政管理和司法實務中卻不如胥吏知識更專業、經驗更豐富，南宋學者李心傳說“士大夫罕通法律，而數書散漫，故吏得以舞文”，這種“官”離不了“吏”的狀況，是科舉制度下的必然。
俗話說“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”，“官”不僅多由外來而且流動頻繁，有學者統計，清代知府、知縣的任期一般都很短，到19世紀時知縣的平均任期已縮至0.9年，大部分官員把自己也定位為“匆匆過客”，抱著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的心態縱容這些來自地方又長期盤踞地方的胥吏們弄權，或與他們勾結在一起參與貪贓和分肥。宋人葉適說官員們“專從事於奔走進取，其簿書期會一切惟吏胥之聽”，他把這種現象總結為一句話：“官無封建，而吏有封建。”
胥吏還經常利用自己的優勢欺騙官員，沈括《夢溪筆談》記載了一件事，進士及第的包拯在擔任開封府尹期間“號為明察”，有人犯法當杖脊，有個胥吏私受賄賂，與該人密約：“今見尹，必付我責狀，汝第呼號自辨，我與汝分此罪，汝決杖，我亦決杖。”該人在堂上呼辨，胥吏故意斥責，包拯大怒，“捽吏於庭”，而“特寬囚罪”，包拯自認為抑制了胥吏的聲勢，卻不知道原來上了當。
宋太宗時張乖崖擔任崇陽縣令，有個胥吏從錢庫中出來，發現其“鬂傍巾下有一錢”，張縣令命杖之，該吏怒道：“一錢何足道，乃杖我邪？”張縣令說：“一日一錢，千日一千，繩鋸木斷，水滴石穿。”該吏又道：“爾能杖我，不能斬我也。”張縣令聞聽“自仗劍下階，斬其首”，之后“申台府自劾”。這是一件著名的反貪故事，除這位縣令堅決的反腐決心外，從中還可以折射出當時官、吏在管與被管方面的復雜性，吏並不畏官，官處置貪吏后也不得不自請處分。
宋人李心傳在《建炎以來系要錄》中說：“近時吏強官弱，官不足以制吏。”不僅宋朝，各代其實都存在這種現象，顧炎武在《日知錄》中說：“今奪百官之權，而一切歸之吏胥。是所謂百官者虛名，而柄國者吏胥而已。”清人馮桂芬在《易吏胥議》中更直言：“州縣曰可，吏曰不可，斯不可矣，猶其小者也﹔卿貳督撫曰可，吏曰不可，斯不可矣，猶其小者也﹔天子曰可，吏曰不可，其不可者亦半焉。於是乎其權遂出於宰相大臣之上，其貴也又如此。”就連最高統治者對此也心知肚明，《清仁宗實錄》記載，嘉慶皇帝曾痛切指出：“自大學士、尚書、侍郎以及百司庶尹，唯諾成風，皆聽命於書吏。舉一例牢不可破，出一言唯令是從。”
有些胥吏長期把持某項事務，對“專業知識”密不外傳，常此以往形成了某種宗親、鄉族壟斷，《道光朝實錄》記載：“京師各庫及稅務衙門書吏，當役滿告退后，其接充者，非其子侄，即其親戚。如銀庫書吏, 大半皆系史姓，崇文門稅務書吏, 大半皆系張、王等姓，盤踞把持, 已可概見。”清人朱克敬在《瞑庵雜識》中講述，有個在京中某部任胥吏的人曾在酒肆向人夸耀:“凡屬事者如客，部署如車，我輩如御，堂司官如騾，鞭之左右而已。”
把長官當成騾馬，自視為驅趕騾馬的人，此人雖然夠狂，但相信也並非一時酒后失言。（上）
歷史上官員的稱呼，“官”、“僚”和“吏”的區別
官吏一般用來形容官員，這已經成為了大家的習慣，但，歷史上的官吏和我們現在理解的意思是大不相同的，官就是官，吏就是吏。一時為吏，終生為吏，永遠沒有出頭的那一天。
對於這個區別，其實細心的朋友在看《水滸傳》的時候就有所瞭解的，當時宋江陪運送花石綱的官員時，那官員嘲笑和諷刺宋江只是一個刀筆小吏，說他一輩子沒有出頭之日。
明清時代在衙門裡做事的人，有官，有僚，有吏。官就是正職，即長官；僚就是副職、佐貳，即僚屬；吏就是辦事員，即胥吏。官和僚都是官員，有品級（比如知縣正七品，縣丞正八品，主簿正九品），叫“品官”。又因為自隋以後，官和僚都由中央統一任命，因此也叫“朝廷命官”。吏則“不入流”，由長官自己“辟召”，身份其實是民。也就是說，官僚都是“國家幹部”，吏卻只好算作“以工代幹”。他們是官府中的“服役人員”，其身份與衙役（更夫、捕快、獄卒之類）並無區別，只不過更夫、捕快、獄卒或服勞役，或服兵役，胥吏則提供知識和技術性服務而已。因此胥吏地位極低（常被呼為“狗吏”），待遇也極低（往往領不到薪水）。此外，還有一條規定，就是胥吏不能當禦史（監察官），也不能考進士。官和吏，就一個在天上，一個在地下了。
以上也可以看出為什麼我敏經常說“官僚資本主義”而不是說“官吏資本主義”的原因，因為官和僚都是官員。
但其實這一點在宋朝就已經開始了，宋朝開始官場體制有一個很重大的變化，就是官吏分開，官事科舉考來的，只會經史子集，吟詩作賦，至於財政，經濟，司法，一竅不通。而經濟，財政，司法全部由吏去做，這樣地方上的最大利益就是吏，實際上國家政權是操縱在吏的手上。
官和吏的區別是什麼呢？
一：從身份上講，官是上等人，是人民為他服務的；而吏則是下等人，是為官服務的。“吏”雖然在官府裡承擔著執法工作，卻仍然是百姓，在古代等級森嚴的社會結構中，吏相對於官而言是明確無誤的下等人。平民百姓們遇事相求時，習慣上尊稱外郎、孔目們為“外郎哥哥”，“孔目哥哥”，按例不跪，而進了衙門遇到官，必須尊稱“大人”、“老爺”，必須下跪。吏見官時雖然不必每次下跪，但官是可以斥令吏跪下講話的。雖然同樣在衙門裡辦事，官與吏之間實際上等同於官和民的關係。官之所以為官，在於可以“管”人，掌握人的命運，包括“吏”的命運。“吏”是做事的，比如班頭、文書先生、帳簿先生、師爺等等，雖然管的事大小不同，多少不同，但都可以影響到一些事情能不能辦、如何辦、辦得順不順利等。
二：工作性質的不同。當官的職責是根據自己施政理念發號施令，治理轄區。而吏的任務則是用自己的專業知識來為自己頂頭上司服務。也可以說：官是政治家，他必須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執政理念；而吏則是技術專家，他要做的是如何通過自己的技術經驗將上司的計畫一步步實施，並取得最佳效果。
三：最終歸宿不同。過去說“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”。官是三年一任，清代地方官平均一任只在一年半左右。而吏則不同，阮葵生在《茶餘客話·論吏道》中說“吏則土著世守”。官是外來的，吏是本地的，官板凳沒坐熱就走了，而吏則要一輩子都在這個地方。
(1)秦漢時，對官廳內部的中下級幹部似甚注意。漢代的官制上自三公九卿，下至太守縣令，都有相當數目的掾屬，來輔助長官處理政務；當時的掾屬，都由主官自辟；且各郡縣的曹掾，除三輔，縣得兼用他郡人外，皆用本郡人。可知當時對佐治人員，有比較完備的設置。
(2)東漢時，將帥所用的參謀、記室均稱之為幕僚、幕客、幕友，或簡稱為幕。
(3)魏晉以後，由四方多難，軍人往往兼理民政，開府治事，延攬文士的風氣極為盛行。
(4)唐代時，節度使對文人學士的羅致，更是不遺餘力。
(5)五代時，方鎮亦極講究延攬文士，在將帥幕下的名士，都是方鎮的私人，這些方鎮又都兼理民政，事實上法律內與法律外的佐治人員，有時不免相混。
(6)宋代的地方官都以文人為之，但其時地方官署的佐治人員較以前減少，故在普通地方行政官署裏，非法定的幕僚人員，遂日漸重要。
(7)明清時官廳的內部組織實在是簡陋不堪，而地方官廳差不多可以說是沒有法定的佐治人員，地方長官無法勝任，於是就要自行聘請幕友與書吏來幫忙。
(8)清代的總督職責是「綜治軍民，統轄文武，考覈官吏，修飭封疆」，巡撫則是「宣布德意，撫安齊民，修明政刑，興革利弊，考群吏之治」，或主兩省或主一省的行政，地位何等重要，事務何等繁雜，而法定上所承認的只有總督與巡撫兩個大員，其下並無任何法定佐治人員的設置。布政使司，兼理民、財兩廳的職務，在布政使的下面設有經歷、理問、都事、照磨、庫大使等佐治人員，但這些人員在一個省內並不全設，即使全設也不是真正做事的。按察使「掌全省刑名按劾之事，振楊風紀，澄清吏治」，其職權超過現在的高等法院院長而過之，其下面的法定助理人員和布政使衙門同樣簡陋，自然不能勝任愉快。各道除道員外，只有庫大使或庫倉大使一人來掌「庫藏倉庾」。府有知府為其長官，下有同知、通判、經歷、照磨、司獄、宣課司大使、倉大使等官為之輔佐，似較完備，但也不是完全設置的。知縣為親民之官，其輔佐官有縣丞、主簿、巡檢、典使、驛丞等。縣丞、主簿分掌「糧馬征稅，戶籍巡捕之事」；典使掌監獄；巡檢掌「缉捕盜賊，盤詰奸偽」，設在各州縣關津要害之處；驛丞掌「典郵傳迎送」。這些人皆有特定的職務，而不能辦理一般的政務。在這種情形下，地方各衙門一般政務的處理，只有在法律以外羅致幕僚，作為救濟的方法。這些幕僚可分為兩大類：
(1)將帥及其他大官的幕府。這類是比較一般性的，包括許多文人學士，輔助長官撰擬文書或運籌帷幄，這一類幕僚只是暫時在一個大員幕中幫忙，一有機緣，即出而做官。
(2)地方官署的幕友。這類是專門化、職業化的幕，可又分為五個名目：1)刑名，2)錢穀，3)徵比，4)掛号，5)書啟。其中以刑名(司法)與錢穀(財政)兩項最為重要，作刑名錢穀的人需要專門的知識，而中國的書院、書塾是不教這些的，所以要拜老師做學徒，而這些老師就是寄生在官署中的資深幕友。幕友是長官的賓客，與長官無統屬的關係。幕友所得報酬，不是薪給而是束脩，束脩不是出自公帑，而是由招請長官的私財支給，地方官何來那麼多錢雇用許多幕友，這是因從前的地方衙門，都是採包辦主義，一個縣每年應解國庫的賦稅，有一定的額數(這與現在的中油、台電等國營事業單位類似，每年要繳一定額度的錢給中央政府，剩餘的盈餘，就可給員工分紅)，凡是超過這個額數的款項，都是屬於長官的私人額外收入，這一種收入及其他陋規的收入，為數頗鉅，所以地方官有能力出鉅金，羅致幕友。
幕友輔助長官，處理其職分以內的各種事務。就刑名來說，聽訟是長官的事，至於「權事理之緩急，計道里之遠近，傕差集審，則幕友之責也。」即長官聽訟以後，就各造的供詞，按照律例的規定，而擬判斷，是幕友的責任，如係重大的案子，則須上報，由幕僚撰擬報告，如報告為上司所駮詰，則須重新再擬報告。此外幕友又須檢點書吏。從前幕友所處的地位，有點像現在的科長，而下面要談的書吏，像現在的科員。所以幕友對書吏有指導監督之責。
10.無形政府之二 -- 書吏
在中國舊式官署掌簿書案牘事務的人員，通稱曰書吏、胥吏或稱曰吏，俗稱曰書辦。書吏相當於現在的科員、事務員等，只是現在的科員有法定的地位，且有薪俸，而書吏就不一定有法律上的地位及薪俸。
(1)秦漢時有所謂刀筆吏，當時的刀筆吏雖在政府裏的地位很低，但因刀筆吏識字，久之自有才學，有能力者還有做大官的機會，不像後來的書吏不齒於社會；漢武帝時，卒吏皆須通一藝以上。
(2)唐代書吏已經可以把持時政，廣納財貨；唐高祖時，曾詔諸司史考滿者，令試一經。
(3)宋時，書吏的進退，與政府毫無關係，書吏自成系統，而有一種世襲的色彩。
(4)元時小吏還可以至宰執台諫。
(5)明初尚有吏員累官至卿貳者，到明代中葉以後，吏的地位才日漸微賤。吏的地位雖日益微賤，但其把持操縱的力量反愈見擴大。顧炎武：「州縣之敞，吏胥窟其中，父以是傳子，兄以是傳弟，而猶桀黠者，則進而院司之書吏，以掣州縣之權，上之人明知其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。」
(6)清代吏胥的權勢到達頂盛，其衣食居處，亦極為奢華。「州縣曰可，吏曰不可，斯不可矣，猶其小者也；卿貳督撫曰可，部吏曰不可，斯不可矣，猶其小者也；天子曰可，部吏曰不可，其不可者亦過半焉。」
書吏之積弊不能革除的原因甚多：1)科甲出身的官吏，所長者為八股時文，至於那些以捐納出身者，更不知政務為何事；其尤惡劣者，則與書吏串通舞弊。2)官吏本就不習政事，不得不假手於此般書蠹。3)案例過多，不易稽查，書吏掌管檔案，可以上下其手，更可舞文弄法。「同一律也有律外之例，同一例也有例外之案，其間影射百端，瞬息千變。猶是一事，有賄者從，無賄者駁，混淆黑白，顛倒是非，惟所欲為，莫之能制。」政治不能擺脫書吏政治的臭味，演變到天下實際是掌控在書吏之手！
‧明末黃宗羲(梨洲)認為胥吏有四害，其中最大者為弄法與據位兩端，結果造成「天下有吏之法，無朝廷之法」「天下無封建之國，有封建之(胥)吏」。
⊙11.縣以下的地方政府是怎麼回事？基本上是委託治理/間接治理的傳統自治体的形式 -- 摘錄自暴景升〈縣級政權的基層化趨勢與鄉村治理的前景〉
(1)概述
中國自秦漢以來就以「縣」作為國家的基層政權，一直延續到清末。在「縣」以下的鄉村，唐中葉以前實行的是帶有行政性質的「鄉官制」；唐中葉以後一直到清末，實行的是服役性質的「職役制」；民國建立後，改變了「皇權不下縣」的鄉村管控模式，將國家基層政權由「縣」落實/下沉到鄉鎮這一級，即將國家的權力延伸到鄉、鎮、里，中國的鄉村治理模式也發生了重大的改變，但由於「鄉鎮政府」沒有本級政府的財政(地方稅：房屋稅、地價稅)來源，因此「鄉鎮政府」只能說是「縣」的派出單位，有委託治理的味道。
(2)、帝制時期的縣政與鄉村治理的兩種模式
中國從春秋戰國而入秦，廢封建而置郡縣，這不僅是國家結構的轉變，更是政治統治模式的革命性變革。錢穆曾言：「嚴格說來，要到秦漢才是中國歷史上正式有統一政府。秦以前，只可說是一種封建的統一」。從秦漢時代起直至清末，縣級政權承擔了國家基層政權的職責，即「實際執行政令、直接管理百姓的地方政府層級」。清人有「萬事胚胎，皆由州縣」之說，可見，縣級政權是帝制時代皇權政治之始基。官僚系統凡屬治民之事皆從縣級開始。而縣官為吏治之基，如雍正所說：「牧令為親民之官，一人之賢否，關係百姓之休戚」。縣制在中國的行政體系中佔據著極為特殊的地位。它長期作為鄉土中國的行政基礎。
- 縣級行政之地位
在古代中國，有「郡縣治，則天下治，郡縣安，則天下安」之說。縣級政權就是皇權在地方的代表。州縣官才是真正的行「政」之官，也就是「治世之官」，負責生民具体事務的管理。而其上的省、府等中間層只是負責上傳下達之監督之責的政府層級。縣級政府在國家的治理中承擔著興利除弊的責任，「不特藩臬道府能說不能行，即督撫僅托空言，惟州縣則實見諸形式，故造福莫如州縣」。誠如瞿同祖所說，地方行政全在州縣官們手中。在古代中國，實際上只有兩種官員最重要，一個是京師的中樞官員，一個是京外的州縣官。後者不僅瞭解民間疾苦而且還直接關乎到政府施政的成敗。州縣官兼行政、司法和稅官於一身，凡教育、司法、教化、社會治安、祭祀、勸課農桑等「靡所不綜」。所謂的政治統治，便是治民，而直接治民之官就是基層政府的州縣官。
- 縣政下的鄉村管理模式
帝政時代的中國，縣以下還要劃分為鄉里、族黨、保甲、村社等基層組織作為民間組織的單元。每一單元都設立相應的頭領，如鄉長、鎮長、村長、莊頭之類。但是這些頭領均由當地人民「推舉」以負責地方事務，「但這種首領推舉從未進化到自治」。在瞿同祖看來，這些「由官府設立的各類鄉村單元中執行特定職能的首領，僅僅是官府的代理人，由州縣官任命，受州縣官控制」，一般不把他們當作代表村民的鄉間領袖，因此，「自治在城鄉間都是不存在的」。這些代理組織「或重於教，或重于刑，或重於兵役，或重於捕盜，或重於戶口，或重於課賦，或重於詰奸，或重于勸農，綜其目的之所歸宿，要皆在於謀安定社會之一端」。這裡，瞿同祖將清代的地方鄉里等行政單元看作是州縣官任用代理人，而非自治領袖統轄的治理單位。
第一個階段為從秦至唐代中期，基本上是「以士大夫治其鄉之事」。此一時期的鄉里組織首領屬於鄉官系統。如亭長、有秩、嗇夫、遊繳等均承擔鄉村的治安、教化、賦 稅徵收、緝捕賊盜等特殊職能。而此時期的鄉官具有國家基層官員和「鄉大夫」的雙重屬性。這主要是通過對他們的委任方式和肩負的職責體現出來的。他們一般有官府的正式任命、有祿秩或者有職田、免徭役；另一方面他們在鄉間有地位、有威信的本籍人士。這些鄉間首領除執行國家政令外，還擔負著地方事務。
第二階段為唐中葉以後至清末，鄉官制轉變為職役制。「職役」的性質和職能已經 和「官」有了重大區別，因為「大抵士大夫治其鄉事為職，以民供事於官為役」。顯然，這裡的職是指鄉官，而役則是指徭役。表明鄉村首領除要繼續承擔過去鄉官所承擔的管理事務，同時又具有服役的性質，因此也就有了「夫役」的性質。而民間服夫役主要有兩種方式，一是向國家無償提供勞動，二是在官府或者鄉里組織中擔當某種職務。
在唐代以前大體上沒有「職役」與「夫役」的區分，基本上都屬於「夫役」的範疇，「夫役」可分為兩類，一是服兵役，二是在國家或地方的公共工程中，提供無償勞動的力役。 而在鄉村基本單元中，承擔某種管理職責的首領屬於「鄉職」，即列於官的行列。而且是一種「榮譽職」，不會成為負擔，誠如馬端臨所說：「自漢以來，雖叔季昏亂之世，亦未聞有以任鄉亭之職為苦者也」。
由此可以看到，唐代對鄉村的治理採取的是鄉官「以官治民」，到宋代則開始變為以耆戶長等以「鄉役」的角色實行「以民治民」的統治與管理模式。在唐代還是榮譽職的鄉官，到宋代則變成了苦差事。擔任鄉職實為不易之事，甚至「鄉職」竟然淪落為與軍旅、土木、力役沒有差別的「職役」。人們不願擔任此職，沒辦法只好「輪差」。從此以後，「所謂鄉亭之職，至困至賤，貪官污吏，費力徵求，極意淩蔑」。此時的鄉官，雖然和流內的九品官員身份不同，但是在「役民」這一點上已經沒有什麼不同。
唐前期的裡正等鄉官屬於「役民」的範疇，他們一般由縣官選任，而且有較為嚴格的管理制度，如定期上直和考核，享有免役特權，包括服裝衣帽亦與一般百姓不同。唐代前期的鄉官，其主要職責是勸課農桑，催征賦稅、村坊鄰里，遞相督察、就差違法等 職責。確實具有「官」的屬性。
但是唐末至五代，鄉官卻被淡出了「官」的範圍。因為其選任已經不是官府，而是依靠財力；其職能也主要變為督稅派役，甚至還代人輸稅；另外，此時的裡正鄉官已經逐漸由富戶輪差。完成了從鄉官到職役制度的轉變。
宋代的職役，既有國家行政職能在農村延伸的一面，又有「役」的一面，即鄉村民戶按照戶等高低，輪流為國家服徭役。鄉役便是鄉民在鄉村的服役者。他們不食國家俸祿，但是必須完成中央直至縣級政權治指派的任務，將國家政策貫徹到鄉民之中。
明代洪武十四年（1,381）年全國統一實行裡甲制。即以一百一十戶為一裡，將「裡」 作為縣以下的唯一的鄉村基層行政單位。
清承明制，在縣以下亦實行裡甲制。魏光奇說「清代的裡甲、鄉地和保甲首領都屬於職役，而不屬於鄉官，不可能成為地方社會的領袖」。
由此觀之，唐代中葉，特別是宋代以後，鄉村首領就已經不屬於官員系統，而屬於民間系統了，他們雖然承擔某些方面的責任，但是已經不食國家俸祿，只是承擔官府在民間的代理人角色而已，這就是所謂的「皇權不下縣」，即國家政權不滲入縣以下的農村社會。
(3)國民政府時期的縣、鄉、村關係(本節略)
⊙結語：中國自古以來，縣以下的亭、鄉、里，是屬於原始的、傳統的血緣、地緣宗族自治形式，這種自治体，是以「不文律(不由法律)」組織構成的，因地方的不同，而其性質有多多少少的相異，其權能與範圍是自訂的，這種地方自治與現代法制國家的地方自治是不一樣的；里或鄉是以血緣及種族，自然形成的人類社會；鄉或亭的單位，則擴大為地緣關係，例如語言、風俗習慣、文化相似或相近，以及為生活所需而有貨物流通、商品交易的活動，而形成帶有互助社會的性質單位；在這些自治体內，所謂亭長、地保等指導地位人選，不是以財力或能力為標準，而是按著個人的輩分、人格道德、人望等為標準，來推選為宗族村落的代表，以包辦宗族村落內的一切事務；在亭、鄉、里裏的宗族村落生活，則是家族生活之延長，是互助的，同時又是排他的，他們自己辦理祭祀、教育、仲裁、警備等事宜，他們與國家的縣、郡級官員的關係，不過只是完糧納稅、當兵、服徭役等罷了；當中央政府不是強而有力的話，他們與皇帝和國家的關係，是非常遙遠/疏遠的，根本不會想到要舖橋造路、興修水利、增加生產、醫療等提升人民生活福祉的事來。
12.張君勵談國民特質：每一個國家都有其國民特質(生活風氣)，此國民特質是由窮年累月積壘而成的。英國人的特質是沉默寡言，長於計算(計畫)，注重事實，不尚理論，每人的政治信仰都很堅定；不論其為保守黨，或工黨抑是自由黨，遇有國難當前，都能拋棄各黨的成見，共同應付政治上的難局。法國人的性情則是喜談抽象原則，在公務方面多偏重形式，行政的手續非常麻煩，政黨林立，好鬧意見。德國人的性格很徹底，對於每一個問題必有知其所以然之故，非尋根究抵，問到最高源頭不可，因其生活過於軍事化，所以最長於聽命令，不長於平等合作。張先生以為「一國的國民特質(生活習慣)，與一國的學術、政治、軍事現象有密切關係。本來西方人先有了某種生活習慣，然後才產生某種政治、法律制度與文化現象；所以兩方面是一致的，是殊途同歸的。而中國的困難問題即在一方採用西方的制度，而他方則仍有沿襲了幾千年的舊習慣；兩方面是不一致的，是互相衝突的。」據張君勵先生的觀察，中國人的國民特質(舊習慣)是：勇於私鬥、巧於趨避、退有後言、恩怨之私、通融辦法等。中國因有這些劣習，所以即使就是拼命鼓吹歐美的法制，或某種主義，其能否在中國生根發芽，實是一大疑問！
張先生的看法很有見地。從清末到2,016年以來，中國的有識之士和官方把政治制度及其他各種改革看的太容易、膚淺了；每見西洋人有甚麼新穎的主義，新穎的運動，就想馬上搬到中國，以為如此便可以富強起來。這顯然是對於某種主義，某種運動或制度的真義及背景，沒有深刻的考慮和了解，結果是機械的或割裂的模仿，盲目的提倡。忽而模仿其民治，忽而模仿其共產，忽而希望模仿其獨裁制度。舊的逐漸破壞，而新的卻雜湊起來，沒有一貫的條理。這固然勢望治過切，急不暇擇的結果，而也是對本國的需要太不明瞭，以致只抄襲了皮毛而忽略了精神。制度是可模仿的，精神則非培養不可。僅模仿其制度而不培養這種制度後面的精神，是換湯不換藥的辦法，其結果是理論與事實扞格不入，計畫與實施鑿枘難通。我們如要採取某一種政治制度，我們要那定主意，向前推進，同時要使教育政策與政治政策互相呼應，生活與制度適相配合。
一個國家的政治風氣與其社會經濟文化分不開。1)在工業化程度較高的社會裏，生活比較緊張、積極，人與人間的互相關係密切，故合作的精神也比較充足；2)反之，在一個農業或工商業資本化程度較低的社會裏，生活比較鬆懈、消極，責任心與創始心也比較單薄。這是一般人的生活習慣自然影響到政治風氣。
中世紀以後的歐洲是循著L'economique prime la politique的程序而發展的，所以有16世紀的商業革命才有了「民族的國家」的出現，有19世紀的產業革命才有真正的民主/治，才有現代化的行政。而中國卻沒有這一段的歷史發展過程。當歐洲打到清國門口時，清國的政治經濟還是中古式的。一直到現在中國的經濟制度大体上並沒有脫離中古色彩，中國的政治表面上是新的，而實質上依然是舊的。事實不允許我們把經濟政治建設分為截然兩事，而規定先後程序。政治建設與經濟建設須兼程並進，双管齊下。
政治風氣的改變，為政治建設的基本工作，改變政治風氣，就是改造生活習慣/觀念。中國人要撤底認識到其舊習慣、舊思想，甚至舊道德已經大部分不能適應現代化的要求了。一切傳統的生活習慣都要經過新的評估，評估的標準是國家民族的生存。凡是不合於這個標準的，都應該在改造或排斥之列。
馮友蘭：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的不同，在於一個是停留在中古時代，一個是近500年來進化成現代化，現代文化與古代文化主要的不同是在社會經濟政治的組織與理想，而不是所謂洋車、洋船、洋礟、火車之有無。中古的生產方式是以家庭為本位，而現代的生產方式是以社會為本位，在生產家庭化的社會裏「一個人的家是一個人的一切，因為他有了家才有了一切，他若無家即無一切。」中國從秦漢以至清末的經濟社會，始終沒有走出生產家庭化的階段，無怪中國人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國，好像一盤散沙的毫無組織。為甚麼歐洲近幾百年來有極大的進步，而中國在這2,000年多來卻進步遲緩，甚至可說是停滯不前？
這是不容易回答的問題！這應該了解中國與歐洲的地理經濟環境及學術風氣的差異。歐洲有地中海與北海兩個內海，自古海運發達，各區域間之國際貿易極為密切，因此歷史上歐洲曾出現幾個繁榮的商業中心，商業交流很自然地孕育了競爭和模仿觀摩的種子，人民時常很自然地移動，於是各國間交相為師，交相為徒，產生適宜科學發展的環境，而歐洲在中古時人口少資源多，這種情形正足以激起工藝發明，產業革命接著起來，生產方法改變了，生產能力增加了。
經濟的進步當然影響到社會政治。商業發達的結果是中產階級的出現，中產階級的出現即封建社會的崩潰，民族國家的產生，於是整個政治觀念、法律觀念都改變了。當然也不能忘記文藝復興對於希臘政治哲學，羅馬政治組織、法律系統，以及抽象國家的尊崇之發見，這些發見的重要性是不可埋沒的。
中國的地理環境與歐洲相較極為封閉，中國與西方的交通古時只能透過河西走廊，再走天山南、北麓和阿爾泰山南麓；而中國境內天然交通的便利性遠在歐洲之下；環繞著華夏族的各民族，其文化都在原始或接近原始狀態中，不但無法產生互相刺激和模仿的榜樣，而且助長了華夏民族妄自尊大的心理。本來中國的傳統思想也是缺少進步的種子，儒家的「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」，道家的「絕聖棄智、清靜無為」都是反對進步的哲學，由於儒道二家的思想深入人心，遂使我們對於古代的一切示尊崇，對於獨創的見解是抑制的。傳統中國又有「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」的觀念，於是鄙視「物質」而崇尚「精神」，其結果知識是書本的知識，與實物不發生關係，知識階級變成「四体不動，五穀不分」的廢物。當歐洲17世紀的上半葉(1,606~1,675年)，正是科學抬頭的時候，望眼鏡發明了，新天文學出現了，伽利略、牛頓的工作大成了；但在中國，同一時期的黃宗羲、顧炎武、顏元、顏若璩等大學者，卻是用新的方法去研究舊的學問，他們的方法雖也是科學的，但其研究的對象是書本而不是實物。於是中國與歐洲近世學術水平，就在這50~60年間把距離拉開了，中西文化也在這五六十年間分道了，中國自秦漢以來在物質文明上的進步速度究竟是低微的可憐。到清同治年間稍明時勢的人，已經知道非發憤模仿西洋不足以圖存了，但還有許多頑固食古不化之流，抱殘守缺，以模仿為恥，它們以為「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，今求一藝之末而奉夷人為師」，是絕大的恥辱。
到現在中國的政治經濟都是摹仿西洋的，但中國二千多年來所養成的社會政治風氣、社會本質及生活觀念等民族特質，大体上還沒有改變，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變的。現在中國的瓶雖是新的，而瓶內所裝的酒卻是舊的，仍然有許多生活觀念與現代的新制度是衝突的，是扞格不入的。現代的國家是法治的國家，而中國傳統的儒家的政治哲學是「人存政舉，人亡政息」的人治主義。無論是憲法或是一般法律、法令，在西洋一字有一字的拘束力，而在中國不論政府與人民都視法律為具文，為官樣文章，以致法律與生活不能呼應。中國到二十世紀初期一直都是家天下的傳統，沒有國家觀念，以及堅強的政治組織，因中國舊社會的政治理想不是干涉，而是放任；不是積極有為，而是消極無為；不是為民興利，而是與民休息，所以過去的社會並不覺得國家的重要與堅強政治組織的需要。堅強的政治組織勢必用其組織以干涉和改善人民的生活。在這種舊社會裏，風俗習慣代替法律，士紳代替法官，除納稅、上糧、徭役外，人民極少與政府發生直接關係。這種社會在閉關自守時是可以維持生存的，但自海禁大開後情形大變，舊社會受西洋力量潮流的襲擊而呈崩潰的現象，但根深蒂固的舊社會影響依然存在。自辛亥革命後建立了北洋政府、國民政府等有名無實的中央政府，不但物質條件(交通、教育、民生基礎建設)不夠，心理基礎(國家觀念、民主、守法、清廉)欠缺，軍隊效忠私人或黨派，這種種與要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的標準，仍相距太遙遠了。制度是可從外國借鏡得來的，而行政、法律觀念及政治道德，非自己養成不可，而且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變。
13.有關中國的政治風氣有名教、高調、傾軋、貪污，說明如下：
(1)名教：重文章與名位，以為文章好，寫的天花亂墜，口號叫的響，事情就算辦了；以為門第高就什麼都能做了！以為有了名份尊榮地位，就有了實質；
胡適說他發現中國人不自知/自覺2,000多年來，已經信仰一個偉大宗教，就是所謂「名教」：崇拜所寫的文字/文章有如宗教。崇拜文字/文章原非壞事，但把文字看成萬能，就有很大的流弊，在政治上不良的影響有：1)重視名詞，以為有了名詞就有了實質；在政治上喜歡設立新機關，掛新招牌，至於有無必要，則非所過問了，例如馬英九政府設立廉政署，一年辦沒兩件，說這樣就達肅貪效果了，其實這是吃案和選擇性辦案的高招！2)視文字與行動為一物，有事要辦，一紙公文命令下級機關「遵照辦理」，下級機關則一紙呈覆，事情就算辦了；3)口號標語政治，口號標語是心理上過癮，滿腔熱血一經在口頭、牆邊上發洩，便心平氣靜，再也不想在實際上做工夫了。從這三點看來，中國人之崇拜文字實足以阻礙政治的現代化，這種風氣不除，中國的政治將永遠沉淪在「官樣文章」的爛紙堆裏。咬文嚼字是士大夫的本色，所以文字遂成為中國最重要，或者唯一的政治工具，藉文字以挑撥是非是士大夫的慣技。
‧以為有了「中華民國」這一名詞，就算還統治中國大陸了。愛假仙：像李煥、馬七分之輩，心裏想當，口又說不要，說的比唱的好聽，台上說一套，台下做的又是另一套，言行落差極大，經久習慣成為精神錯亂、心思不寧的雙面人。
‧俗話說：花和尚吃齋吃到肚子為界；中國人的反攻大陸，則只是到喉嚨為界，比花和尚吃齋吃到肚子為界還不如；因此所謂自由、民主、四維八德，則是永遠學不來，只能說說而已，只能到喉嚨為界。
‧口號與標語勝於實質：以為只要講「反攻大陸」，就算「反攻大陸」了；打不過，就說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」「七分政治，三分軍事」「處變不驚」。
‧中國的政治風氣是士大夫所蔚成的，中國政治風氣的弱點也就是士大夫本身的弱點。他們受文字的流毒過深，其生活習慣也逃不出文字的圈子；他們重視文字，所以他們喜歡「官樣文章」，喜歡「紙上談兵」；他們的高調是藉文字以圖個心理上的痛快；他們的毛病是只見樹木不見林，只知小節不識大体；他們缺乏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，只知為皇帝的家天下盡忠。
(2)高調與傾軋：中國的政治向來是10%的士大夫與地主階級的玩意兒，一般老百姓不感興趣，除非你逼的他無法生存外，與之毫無關係。中國士大夫最喜歡以慷慨激昂的筆調，寫愷切動人的文章，而頭腦簡單的讀者也不問其議論是否妥當，不問其與國家社會的利益是否衝突，只要文章好就會群相附和，認為不刊之論。大凡慷慨激昂愷切動人的言論，多半是偏謬而不負責任的言論，作之者只圖一時的痛快淋漓，而沒有計到其對國家社會有極壞的影響。唱高規格，要求對手是聖人，以遂行個人和黨派的恩怨，挾私傾軋焦土對抗。阿扁事件：像是土匪抓小偷；2,000年後統媒、中資媒體、藍營的行徑，以及當年所謂對日抗戰，就是慘不忍睹的焦土對抗，贏了表子，輸了裡子，現在馬七分就是碰到現世報。
局外人唱高調原是各國政治上的共同現象，因反對黨皆莫不以攻擊執政的政府為其職志。但在西方民主根基較深的國家，高調的危險性小，在中國則高調的危險性大，因歐美各國的國民知識高，頭腦有思辨的能力，且已經長久的政治訓練，反對黨可唱其高調，國民不致盲從；中國就不同了，國民知識既低，又素無政治訓練，且有許多失意政客，時時刻刻利用士大夫的高調以發展其個人的陰謀。
‧與唱高調有連帶關係的是挾私傾軋。例如北宋時，王安石推行新政的失敗，固然是因為當時司馬光、蘇軾、唐介、呂誨等人的頭腦食古不化，對新政不能了解，或是影響到時人的既得利益者，而最重要的是他們對王安石個人的恩怨和忌妒的心理。所謂「好學而泥古，議論迂闊」「好執偏見，不通物情，輕信奸回，喜人佞己」，都是對安石個人的攻擊，與他的政策毫無關係。而一些無行文人還要妄託蘇洵的名義，偽作辨奸論以詆毀安石的人格，就更不像話了。通達如蘇軾也不免挾私傾軋，他曾上書皇帝：「臣恐自茲以往，習慣成風，盡為執政私人，以致人主孤立，紀綱一廢，何事不生」等語，都是危言聳聽，有意離間。可見傾軋的惡習，即正人君子亦所難免，況其下者哉？」
這是中國的士大夫階級自古以來挾私傾軋通病、老症狀。在平時挾私傾軋不過是個人的事業失敗，關係還小，至於在國家存亡間不容髮之頃，置國是於不顧，大鬧門戶之見，關係可就大了。漢末的黨錮、唐時李牛黨爭、明末葉的東林黨禍，都顯露出中國的士大夫勇於內鬥的血淋淋例子。
(3)貪污：中國人潛意識中，對於貪污、耍特權的人，普遍有羨慕與欽佩之感，並不覺得是罪惡，終至形成一種文化，而文化是革不了命的。以下專講貪污。
‧中國貪污風氣之盛為世界上任何國家所不及的，是無可諱言的。
‧中國貪污風氣歷史悠久，不信的話翻翻左傳、資治通鑑比比皆是。例如春秋~漢代時，犯法可罰弓矢、甲冑、錢糧贖罪，漢武帝時已經可以入栗得官，以至清國依捐錢多少，就可得相對大小的官職，漢國算是以吏治著稱的，尚且貪贓盛行，其他各代不問可知了。
‧因貪污風氣盛行，所以歷代對於貪官污吏，均有嚴厲的法律，然法律雖嚴，墨吏仍更猖獗，所謂「嚴官府出厚賊」，究其原因乃是成懲治墨吏，只針對政敵異己而已，即所謂「嚴以律人，寬以待己」。中國的法律多如牛毛，辦自己人，永遠缺一條；辦政敵異己，每條都可以。
‧中華民國以後的官場的黑暗，因又加入滿州異族統治的貪腐文化，較之歷代有過之而無不及。跑到台灣的國民黨，又把集滿漢大成的貪污之道，中國人在台灣貪污，自稱是歷史共業，故無罪是理所當然之事，漂洋過海帶來經日本整頓過的台灣，1,990年代初，印尼雅加達時報載：中國、印尼貪污排名分別為第一、第二，台灣是第四，但最後有一按語：台灣是世界貪污技術最高明的國家。中國人陳長文、高希均會說：那是失落二十年時代，台灣人要正告這二廝：好在台灣人執政二十二年，讓中國三千年來的貪腐，可賴到台灣人身上；兩蔣時代，其身邊的小順子、小李子及鷹犬等，更囂張百倍，中國人您多久沒照鏡子了！阿扁跟台灣的中國人比起來，連C咖都不是，更不是D咖，而是X(不是)咖。
‧滿大人傳給中國人的陋習尚有：整年都是生日壽誕、婚喪喜慶；認乾爹、姨爹、姑爹、表爹…，結拜；同鄉、同學、同眷村等，都可結成一個個小圈圈。
‧費正清(美國)：滿清異族的統治，從康熙、雍正到乾隆，他們做了一件事：就是把中國官僚体制，變成一個合法的、有組織的貪污集團。
(4)綜上所述，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政治風氣是士大夫所蔚成的，中國政治風氣的弱點也就是士大夫本身的弱點。他們受文字的流毒過深，其生活習慣也逃不出文字的圈子；他們重視文字，所以他們喜歡「官樣文章」，喜歡「紙上談兵」；他們的高調是藉文字以圖個心理上的痛快；他們的毛病是只見樹木不見林，只知小節不識大体；他們缺乏國家觀念與民族意識，只知為皇帝的家天下盡忠，即使是大學者如顧炎武也只能說出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」，而說不出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」。
附錄：中國古人的智慧 「廉政公署」成立
(不要被馬英九著這個深沉溫吞的偽君子騙得團團轉)
‧北周開國奠基者宇文泰。當他作北魏的丞相，模仿曹操「挾天子令諸侯」之時，遇到了與諸葛亮齊名的名士蘇綽，宇文泰向蘇綽討教治國之道，二人密談了三日三夜，留下了如下極具現實意義和可操作性的不朽答問。
‧為便於廣大讀者閱覽，謹將歷史典籍中原來的文言文翻譯成白話文如下：
‧宇文問：「國何以立？」
‧蘇答：「具官。」
‧宇文問：「如何具官？」
‧蘇答：「用貪官，反貪官。」 宇文泰困惑不解，故而，
‧再問：「為什麼要用貪官？」
‧蘇答：「你要想叫別人為你賣命，就必須給人家好處；而你又沒有那麼多錢給他，那就給權，叫他用手中的權去搜刮民脂民膏，他不就得到好處了嗎？」
‧宇文問：「貪官受惠，又會給我帶來什麼好處？」
‧蘇答：「他能受惠是因為你給的權，所以，他為了保住自己的好處就必須維護你的權。這樣，你的統治不就牢固了嗎？如果沒有貪官維護你的政權，那麼你還怎麼鞏固統治？」宇文泰恍然大悟。
‧又問：「既然用了貪官，為什麼還要反呢？」
‧蘇答：「這就是奧妙所在了。只有反貪官才能欺騙民眾，才能鞏固政權。」宇文泰大惑，故而，
‧又說：「愛卿快說其中的奧秘。」
‧蘇答：「這有兩個好處：其一、天下哪有不貪的官？對於官，不必怕他貪，怕的是他不聽你的話。以反貪官為名，消除不聽你話的官，保留聽你話的官。這樣既可以消除異己，鞏固你的權力，又可以得到人民對你的擁戴。其二、官吏只要貪贓枉法了，把柄就在你手中。他敢背叛你，你就以此為由滅了他。貪官怕你滅了他，就只有乖乖聽你的話。所以，「反貪官 」是你駕御官員的法寶。如果你不用貪官，你就失去了這個法寶。如果人人皆是清官，深得人民擁戴，他不聽話，你沒有藉口除掉他；硬去除掉，也會引來黎民騷動。對於貪官，你一是要用，二是要反，使官僚隊伍，成為清一色擁護你的人。」
‧蘇綽突然反問：「如果因為用了貪官，而招致民怨沸騰怎麼辦？」
‧宇文泰一驚，便問：「愛卿有何妙計，可除此患？」
‧蘇答：「祭起反貪大旗，加大宣傳力度，證明你心繫黎民。讓民眾認為你是好的，而不好的只是那些貪官，把責任都推到他們的身上，千萬不要讓民眾認為你是貪官的後臺。你必須讓民眾認為，你是好的。社會出現這麼多問題，不是你不想搞好，而是下面的官吏們不好好執行你的政策。」
‧宇文問：「民怨太大的官吏，拿他們怎麼辦？」
‧蘇綽答：「宰了，為民除害！把他們搜刮的民財，放進你的腰包。這樣你可以不負搜刮民財之罪責，而得搜刮民財之實惠。」
‧蘇綽最後總結說：「用縱貪官來培植死黨，除貪官以消除異己，殺貪官來收買人心，沒收貪官錢財充實國庫，這將是長治久安之計。」
‧阿扁的功力跟台灣的中國人比起來：不是C咖，也不是D咖，根本是X(不是)咖。
請先 登入 以發表留言。